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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脉搏也很快。”

    他偏过头往停车场走了半步，耳尖浮一层淡红。

    “那就对了。”他说。

    回到江城的当晚，沈渡接到刘主任的短信。

    “那个人又去了一次。这次没进校门，在马路对面站了十分钟。我女儿没看到。是她的同学注意到的，说有个男的穿深蓝色夹克，戴着帽子，一直看着宿舍窗户。我女儿报了警。警察说对方没有违法——站在马路对面不犯法。沈律师，我女儿很害怕。我也很害怕。”

    “明天我让那个当地的律师去一趟学校，陪你女儿一起跟警方补一份正式笔录。你把你女儿拍的那张照片发给我。”

    照片发过来：一个中年男人，深蓝色夹克，站在路灯刚亮起的马路对面。帽檐压得很低，低着头在看手机。但身形轮廓和他站在何处的姿态——不靠在任何东西上，就只是站着，两手垂在身侧，像一个被训练过等待的人。

    我把律所前台给的那张周彦川出席某次活动的抓拍放到手机里跟刘主任发来的照片比了比。照片里那人戴着压得很低的帽子，脸隐在阴影里；但我仍然认出他来了——不是凭面容，是凭站姿。他站在那儿两手垂在身侧，不靠任何东西，和校庆日周彦川在主席台旁边等主持人介绍时一模一样。

    “是周彦川自己的人。专门养着做这种接近灰色地带的事。”沈渡把手机放回桌上，屏幕暗掉。他没有说“别担心”，也没有说“我会处理”。他只是在接下来的二十分钟里打了三个电话：一个给刘主任女儿所在城市的律师，确认明天的笔录流程；一个给他律所里负责协调警方对接的同事；最后一个结束后合上翻盖记了某人的联系方式。

    “我以为你会让刘主任这边先不要急。”

    “不能等。周彦川有自己的人，但他的证据防火墙已经漏了三个洞——许茂才、登记表、冯正清。他知道我们在补第四个。所以他要急着制造压力，希望能逼停我们。但他逼得越急，露出来的把柄就越多。”

    “下一步他会怎么做。”

    夜色里，他很轻柔地把手覆在我手背上，拇指轻轻摩挲了一下我的指节。

    “他会约我单独见面。不带律师函，不走正式渠道，以校友或公益同行的名义——先试探我对这件事的介入有多深，再用他惯用的方式开出条件。如果他觉得我可以用利益被说服，他会开价；如果觉得说服不了，他会试着用其他方式让我分心。”

    我翻手扣住他几根手指。不是被他握住，是我握住他。

    “你不会分心。”

    他低头看了一眼我的手。然后反手握住，力道比之前任何一次都紧。

    “嗯。因为你在替我急。”

    这七个字在天台上是欠着身子的一步，在这里却是攥紧的手指和不肯松开的脉搏。我没有说话，只是把另一只手覆上去，把他握紧的指节拢在两只手掌之间。窗外夜风轻吹银杏树，沙沙声像落了一场很轻的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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